数字劳动是当前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字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来源，而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则为辨析数字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从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出发考察智能时代数字平台对个体劳动的总体吸纳，有助于破解数字劳动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理论困境。数字劳动内含多重关系，对其批判不能仅停留于一般性层面，只有深入资本内部并系统揭示数字资本逻辑，才能实现人的本真态的复归。
家文化是家庭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的综合体现，构成家庭与婚姻关系的思想基础与行为范式。“家”是中国文化精神最现实的载体，中国传统家文化蕴含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新时代背景下，家文化被赋予社会基层治理的新功能，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弘扬传统家文化必须对传统家文化进行适应现代文明的重构。
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经典，《论语》长期以来都是汉学研究的焦点。白牧之、白妙子夫妇合著的《论语辨》是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论语》英译本之一。他俩的研究虽具创新性，但受西方解构主义以及历史诠释方法的影响，其对《论语》的文体编排、人物形象与思想源流等内容展开了解构式解读与颠覆性阐释，其研究结果中则存在主观臆断、文本曲解和牵强比附等诸多问题。本文系统批判《论语辨》中存在的问题，揭示其方法论存在的偏颇与结论的失真，以期为当下的汉学研究提供借鉴。
王运熙毕生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及文学批评研究，在陶渊明研究领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辨析陶诗风貌时，他反对将陶渊明视为主动对抗六朝藻丽诗风的诗人，并揭示陶诗与玄言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考索陶诗渊源时，他认为钟嵘《诗品》主要从诗人风格立论，由此梳理了陶渊明与应璩之间共同的创作特色。从这些个案可以窥见王运熙陶渊明研究的特色所在，即坚持释古的态度、使用综合的方法以及遵循中观的立场。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高校“两个课堂”教育变革与生态重构刻不容缓。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的主体性理论为人工智能赋能高校“两个课堂”思政教育筑牢了哲学根基。然而，这一融合也面临诸多风险，如技术异化冲击人文情怀、工具理性挑战价值理性、智能科技影响师生关系、数据资本威胁社会价值等。为此，需从内生引领、人机共教、话语主导、彰显主体、强化监管等路径出发，应对人工智能融入高校“两个课堂”思政教育过程中遭遇的风险挑战，提升协同育人效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堪称才华横溢的自传文学家，其诗文可视为自我言说的自传性文本。首先，他通过塑造厌弃世俗的官员、悠然自得的隐士和辛勤耕作的农人等“主人公”，构建起丰富多面的自我形象；其次，他塑造了以建功立业为志、因“志不获骋”而悲愤激昂的理想人格；最后，他通过直面生死之忧、幽默自嘲的方式，倾诉隐秘复杂的情感，在与自我的对话中，展现出最真实的本相。陶渊明正是在这系列自传性书写中，完成了对理想人格与真实自我的艺术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通过标识、指引、媒介三重功能形塑政治认同。其政治功能具体表现为：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确立政治标识，以民族复兴蓝图构建价值指引，以政治话语传播实现媒介传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结构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政治功能：道路维度标识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坐标，理论维度锚定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制度维度创新政党治理现代化范式，文化维度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体系。新时代要聚焦党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为追求，构筑以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为基础的自信谱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在中国古代文人画中，以陶渊明其人其诗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蔚为大观，其中陈洪绶画作中的陶渊明“影像”独辟蹊径、承前启后。结合陈洪绶的人生经历与艺术实践考察，其陶渊明系列图像的绘制，可以反映陶渊明的跨界影响、文学与绘画艺术之间的互动以及历代画家绘制陶渊明“影像”的传承脉络。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分析红歌传唱的历史叙事与时代价值，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党史、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回望奋斗路，红歌的传唱在党领导团结中国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立足新时代，红歌中蕴含的文化基因与正向力量被不断传唱，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与必要基础；启航新征程，要继续发挥红歌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就要不断更新红歌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让红歌传唱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铸就中国智慧，鼓舞各族人民凝聚成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力量。
在科技的助推之下，人类对于生命和存在的探索突破了传统界限，进入了数字永生这一全新的领域。数字永生是指人在死亡后以数字形式延续其存在的方式，主要有单向永生、双向永生和意识永生三种形态，其应用涵盖个人纪念、文化教育、经济活动、社会服务等领域。数字永生不仅重构了生死观与生命观，满足了人类对情感价值的追求，还体现了科技与伦理的融合，具有极为重要的伦理价值。然而，其发展也可能带来主体性困境、阶层区隔加剧、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风险以及持续情感创伤等伦理问题。因此，亟须规范数字永生的研究与应用，推动其健康发展，以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