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2023年，朱汉民出版了《儒家义理的历史衍化》~([1])一书，该书是作者多年来对儒家义理之学进行深入思考的论文结集。在该书中，朱汉民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且卓有见识的观点，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儒家义理之学”的提出。早在清代，桐城派就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但朱汉民重新提出“义理之学”，且赋予它更多的内涵。可以说，这个提法是对“中国哲学”这一提法进行反思的产物。
智慧教育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创新动力，通过跨时空、跨组织、跨模态的教学要素重组以及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推动多元创新型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变革。新媒体专业智慧教育生态系统通过资源赋能教学内容、平台赋能教学项目以及数据赋能教育治理，构建了灵活创新、个性鲜明的新媒体专业育人生态网络。新媒体专业智慧教育生态包括视频场景下的智慧环境、人机协同的培养模式、多元主体的教育治理、开放化的数据生态管理，应从创新驱动、治理驱动、整合驱动等多个维度重塑新媒体专业智慧教育的新范式与新格局。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其中蕴含的“信念精神”“大爱精神”“忘我精神”“进取精神”等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核心价值。这些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以及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思想等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性。新时代新征程，要学习雷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者，应当着力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传承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大力弘扬雷锋的“信念精神”；其二，传承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大力弘扬雷锋的“大爱精神”；其三，传承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大力弘扬雷锋的“忘我精神”；其四，传承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思想，大力弘扬雷锋的“进取精神”。
随着现代工程的发展，工程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传统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中，现代规范伦理学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美德伦理学相比之下则较少受到关注。实际上，美德伦理学在契合中国伦理观念特质、构建工程师伦理完整性以及适应多样不确定性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更新课堂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完善评价体系，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美德伦理学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优势，进而助力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全面发展。
<正>最近由湖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中国书院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再一次将中国书院史研究推向更为专业的水平，使人们对书院传统的理解有了更加全面和权威的依据。该书由湖南岳麓书院的前“山长”朱汉民及号称“邓书院”的书院研究专家邓洪波联合主编，由岳麓书院的顶级研究团队撰写，是近年来研究中国书院史的经典和权威著作。
郭嵩焘的形象，是在“世界-中国”文化场域中通过多元主体的叙事而完成构建的。借助《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的自我书写，郭嵩焘完成了其清醒看世界的自我画像。而西文报刊则对郭嵩焘外交活动的全面报道和评论，将其塑造为一个不同于一般中国官员的“他者”形象。《使西纪程》毁版后，原本支持郭嵩焘的《申报》为了实现商业利益、顺应清流舆论而制造了画像争议，而《万国公报》则始终正面维护郭嵩焘的“星使弁冕”的形象。只有借助自我与他者书写的差异与中西报刊舆论的交流与对话，进入“世界-中国”交流互动场域中，才能跳脱单一叙事，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郭嵩焘使西及其形象建构的复杂多元背景和思想文化意义。
江华瑶族自治县是一片红色热土，涌现出了一批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红色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品格集中体现为“追求真理、心系国家；对党忠诚、热爱人民；坚韧不拔、敢于斗争；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这一精神品格的形成，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的滋养，以及湖湘文化中爱国情怀的熏陶。此外，近代广州民主革命运动所激发的爱国情感和江华瑶族人民的爱国传统也共同促进了这一精神品格的塑造。江华红色英雄群体的精神品格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坚定文化自信、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推进强国建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湘学研究是湖湘文化研究的核心部分，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实“两个结合”的重要领域。作为当代复兴岳麓书院的亲历者，朱汉民以“近思之学”作为路径，开启了他对湘学的探讨历程。从聚焦湖湘学派到构建湘学学统，进而重释中华道统，朱汉民不断扩充视野、转换框架，由在普遍性知识背景下提炼地域学术文化特色到从地方性知识中探求中华道统乃至人类普遍性价值，实现了地域学术文化研究与中华道统研究的双重创新。他的研究成果不但解决了湘学研究中的一些瓶颈问题，代表了湘学研究的新趋向，也彰显了中华道统“返本开新”的文化活力，体现了当代学人的学术情怀与原道精神。
<正>朱汉民在宋明理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是学界所公认的。近读他在《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以下简称“朱著”）第二编第三章[1]160—182关于“张载及其关学”研究，觉其有独到之处，有一些“点”是我没有引起重视和关注的，颇受启发。汉民既把张载及关学研究放在整个宋明理学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但又不是一般地泛论，而是立足于张载个案特点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给人以清新的感觉。这里我主要从以下几个“点”进行管窥，以示其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