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研究的演进脉络
杨锦銮;樊露苏;21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研究范式转型，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研究呈现视角多元、论域拓展的态势。学界既延续对其性质、地位等核心议题的探讨，也将研究延伸至跨文化比较、历史语境中的实践考察，并深入挖掘其作为文化思想本体的内在逻辑。本文系统梳理近二十余年相关研究成果，厘清该领域研究演进脉络，总结既有成就、反思当前局限，展望比较研究、个案深耕与概念考察等未来方向，以期推动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研究进一步深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动态与演进趋势（2014—2024年）——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研究
袁星洁;魏佳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是学者们深入研究的重点。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2024年CNKI收录的691篇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从发文数量、作者机构、关键词共现等维度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动态与演进趋势。研究发现，年度发文量随时间节点波动、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发文作者与机构数量众多，但合作网络密度偏低；研究主题围绕理论根基、核心原则、实践场域、学科建构等方面展开。可以预见，随着新传播革命推动社会结构以及传媒话语体系的全面变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将朝着更加全面、深入与创新的方向发展。
论东君为《九歌》之主神
王伟;《楚辞·九歌》的创作当始于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是年，楚怀王被推举为六国纵约长而令屈原以夏代以来所传《九歌》为基础，创作新的《九歌》以纪念这一大事。但《九歌》之创作非在一时一地。怀王十一年，屈原首先创作《东君》以满足楚怀王之愿望。而从东君为太阳神、东方的象征意义以及篇中出现的乐器等来看，东君当为《九歌》之主神。同时，《东君》诗乐舞三位一体，用韵独特丰富，语言结构错综复杂，使其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后世诗歌学习的典范。
屈辞“薜荔”考
尹玉珊;学界现有的诸多《楚辞》注本误将屈原作品中的“薜荔”等同于现代植物学中的“薜荔”，二者其实同名异物。本论文首先总结了屈辞中“薜荔”的三个特点，即会开花、能攀缘和气味香，接着驳斥了王逸将“贯薜荔之落蕊”中的“蕊”释为“实”的观点，认为“蕊”意义当为“花”，并根据这三个特点，一一辨明了唐、宋本草著作中业已著录，且今日仍可见的“薜荔”、地锦、常春藤和石血等攀缘类藤本植物皆不是屈辞中的“薜荔”。论文最终明确，始见于《神农本草经》的络石最有可能是屈辞中的“薜荔”，因为络石不仅具备上述三个特点，且出现的时代与屈原所在的战国末期最为接近，其生长地也不限于南方。
无罪推定技术性消解的困境与化解之道
何永军;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刑事诉讼，正在悄然重构刑事司法的权力结构。大数据侦查、算法监控的普及，以及算法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对历经数十年学术论战与立法博弈才得以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性消解。这种消解，不同于传统有罪推定的明显侵蚀。它披着技术中立的外衣，通过三种隐蔽机制——证明责任的技术性转移、心证形成的技术性预断、权利行使的技术性障碍——系统性地瓦解无罪推定的核心。究其根本，在于算法权力的兴起打破了刑事诉讼传统的“国家-个人”二元权力结构，催生了一种难以被传统法律规制框架覆盖的“第三种权力”。算法证据是电子数据的特殊类型，通过整合海量数据进行自动推理来认定案件事实，但其存在技术权力异化与场景欺骗的风险。超越传统规制路径的数字正当程序理论，主张以算法透明权、算法解释权、算法异议权为核心，构建算法证据刚性准入规则、算法偏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数字监控全过程司法审查规则，以及重塑司法认知技术理性规则，为无罪推定原则构筑数字时代的法治防火墙，在技术赋能与权力制约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确保算法始终是司法的工具，防止其架空法治的基本原则。
智能辅助驾驶模式下交通肇事罪的认定
尹晓闻;伴随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普及，传统交通肇事罪的司法适用正经历范式转型。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仍习惯于沿用过失责任理论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但在智能辅助驾驶这一新型场景中，直接套用传统构成要件，会陷入困境。驾驶人的角色已从直接操控者转变为系统监控者，其注意义务的内涵与归责基础均发生了改变。由此，有必要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交通肇事罪展开理论续造，通过构建以“双重违法性判断”与“双层责任分配”为核心的解释论框架，为智能驾驶时代的刑事归责提供一条清晰、公正且具有包容性的归责路径。
万全《养生四要》中的“病德”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黄泰轲;窦凯;医生与患者是相对存在、互相关联的，要求医生讲医德、患者讲病德，但现代社会和学界对病德关注较少。中国传统社会重医德亦重病德。明代著名医家万全的《养生四要》，本质上是一本讲病德的书。是书从以德防病和以德却疾两大方面，展示了丰富的病德思想，能启示现代人担负起维系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在日常修身养性及道德生活中保持与增进健康，更加理解、尊重、信任医生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上述启示对引导现代人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