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思想变革与园林审美情趣的转变
汤凌云;唐宋交替，思想变革，园林审美情趣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唐宋园林审美情趣的转变是唐宋美学从“中古”走向“近世”的重要表征，以往中国美学史和中国园林史研究都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在唐宋思想变革语境下，园林审美态度从因顺自然转向主体性高扬；唐宋造园构景情趣从奢华富丽转向简朴素淡，从写实抒情转向写意寓理；唐宋赏园观景情趣从比德象征转向适性和谐，从以大观小转向大小圆融，从真幻对立转向真幻不二。探讨唐宋思想变革与园林审美情趣转变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唐宋变革”及其美学效应的认知，助推中华美学精神的创新性发展。
儒学的人文教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董卫国;民族意识是国家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自春秋时期起，“华夏”或“中国”所突显的不是种族意识，而是文化意识。华夏的文化特质体现在人文精神和礼乐教化之中。孔子既是上古历史文化的整理者，也是华夏人文传统的开启者。儒学并非孔子有意创立的思想流派，而是在整理和诠释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人文传统。儒学是华夏人文传统的主要继承者。儒学的核心在于人文教化。人文教化是从人情之本然与人生之实然而引导出来的价值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关于价值本原的学说，即儒学的价值形上学义理系统；其二，人文教化的价值标准或价值规范系统；其三，人文教化的社会教化机制。儒家人文教化之道具有高度的普遍认同性和包容性，蕴含深刻的哲理内涵，并形成系统的教化机制。人文教化与宗教、武教和知识技能教育虽有所区别，但并不冲突，且恰好能为这些教化形式奠定世俗生活基础并指明价值方向。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杨小军;朱逸斐;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守正创新、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政绩观建设经验的凝练总结、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现实需求的回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理论的系统性创新。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树什么样的政绩”的时代之问，要求树立符合党性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政绩；回答了“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之问，强调综合运用唯物辩证、行稳致远的思维方法，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实践方法和尊重规律、讲求科学的认识方法进行政绩创造；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确立了为民造福的根本价值旨归。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宝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锻造党的领导力：价值、逻辑及路径
粟锋;周义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锻造新时代党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十五五”开局复杂形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正确政绩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力建设的价值内核与时代精华，对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应以“为民造福”为价值立场筑牢党的政治领导力，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本质；以“按规律办事”为科学方法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使党的领导实践符合客观规律和时代要求；以“由民评判”为评价标尺夯实党的群众组织力，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以“实干担当”为作风导向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凝聚全社会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面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要进一步深化学习教育以破解认知偏差，健全考核监督以校准行动方向，推动实践转化以释放治理效能，全面锻造新时代党的强大领导力，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高质量政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支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称谓混用现象释疑
林凯;罗雨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存在“屈原”“屈平”称谓混用的现象，这与史书传记写作注重称谓统一的通常做法不同，引发学界质疑。在众多为司马迁辩护的观点中，汤炳正认为《史记》文本有后世窜入与改写的情况，才导致“屈原”“屈平”称谓的混用。但其文本分析存在失误，考证时有过多的猜想叠加，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这一疑难。如果从《史记》乃至整个早期中国史传写作的历时视野加以考察，不难发现，称谓混用其实是早期史传写作中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它是史家写作过程中的“无意”之失，并为当时读写语境所允许。换言之，这一现象不应被解读成后世伪造，更不能因此否定司马迁写作的真实性或屈原的存在。
美欧“俱乐部式”气候贸易规则：缘起、挑战与中国选择
吕江;吴娇杰;当前，受国际政局动荡、局部冲突频仍的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入一个蛰伏期。在此种情境下，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纷纷绕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体系，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绿色差异补贴以及关键矿物供应链联盟等单边或区域性贸易措施，来消解新兴经济体在气候领域的竞争优势。这种“俱乐部式”的气候贸易规则，旨在借“碳成本”趋同之名，将单边标准推向全球，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最终形成有利于美国和欧盟的新的气候话语权。对此，中国应统筹推进气候领域的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设，紧密围绕碳减排的贸易规则，在立法层级、企业合规、供应链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上形成鲜明的中国方案，以期对美国和欧盟“俱乐部式”气候贸易规则展开对抗、竞争与合作的系统性应对。
金融法制定的实践向度：动因、价值与路径
谭正航;金融法制定是金融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金融立法面临国家金融战略亟待立法保障、金融发展新问题急需完善立法规制、金融法治发展亟须推进立法体系化的现实难题。金融法制定是破解金融立法现实难题的基本出路。为此，金融法制定应从破解金融立法实践问题的现实要求出发，通过合理定性金融法与科学界定其基本范畴、构建与融贯金融法价值取向，建立国家金融发展战略保障机制，构建党的金融建设领导制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制度、金融科技治理制度、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金融监管建设制度等基本制度。从回应实践需求出发制定金融法，能彰显金融法的实践根基和中国特色，强化金融法的回应性与科学性特征。
